金融高管太黑：行长签签字，轻松赚千万

　　近日，安徽省农发行原副行长操良玉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其利用职务之便，受贿382万元，借贷款为他人牟利。

　　事实上，“行长落马”在多地频发，受贿数额z高已上千万元。如被正式批捕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原行长陶礼明，是十八大以来被捕的首位银行高管;今年以来，江苏建湖农村商业银行建湖支行原行长徐秀云被查、建行绍兴城西支行行长陈惠君被捕;北京农商银行平谷支行行长韩立峰近期受审，还牵出该行总行一副行长涉案。

　　打着“市场化”幌子、颇具隐蔽性的金融腐败，成为反腐新焦点。

　　贷款成“唐僧肉”，签字批条造就“千万行长”

　　经安徽省检察院指定，操良玉案将由淮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据了解，通过审批贷款收受好处，是这位副厅级官员敛财的一大“法宝”。检察机关指控，2003年至2013年，嫌疑人操良玉收受的贿赂，几乎有一半来自安徽省安庆市江花棉业有限责任公司。操良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收受该公司法人代表储某所送现金，为该公司贷款事项提供帮助。

　　为安全隐蔽地获取非法利益，操良玉可谓煞费苦心。自2005年起，操良玉让其弟操良奇到靠他审批获得贷款的公司上班。随后6年间，操良奇领取干股分红共计174万元人民币。目前，操良奇因涉嫌共同受贿犯罪被查。

　　越来越多的金融高管栽在“签字生财”上。今年仅6月份一个月，就有内蒙古银行原董事长杨成林、河南许昌银行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高志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先后被查……

　　一些“落马行长”动辄千万身家。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执行董事、总行副行长的杨琨今年6月受审，其先后收受财物3079万余元。庭审记录显示，杨琨收受包括重达数公斤、价值约120万元的金条，以及价值40万元的红木家具。

　　目前，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人员涉贪腐事件有多发趋势。上海市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处长肖凯介绍，2013年，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针对金融机构犯罪案件1200多件，骗取贷款、贪污、职务侵占等类型频发。

　　花样繁多手法隐蔽

　　金融腐败花样繁多，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法——

　　手法一：“欺上瞒下”，盘剥企业。行长落马，折射出企业“贷款难”背后的“好处费”现象：执掌放贷大权的任职期间，操良玉所在安徽省分行放贷额多年超过500亿元。为“投桃报李”，10余家公司向其提供现金、投资分红款等贿赂。

　　收受钱款1300余万元的北京农商银行原支行行长韩立峰，则为多家房企在获取贷款、延缓催收贷款方面提供帮助。“不具有贷款资格的企业拿到了钱，有资格的企业也要被‘揩一层油’。”一家上市房地产公司负责人说。

　　手法二：曲线获利，牟取“股权”。梳理落马金融高管不难发现：有专业知识的“金融精英”，更热衷通过债券交易、股权交换实施间接的利益输送。

　　比如，2013年至今，债市利益输送的监管风暴席卷了多家银行、券商、基金。曾任易方达基金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的马喜德，涉嫌挪用了投资者的35亿元资金，但获利是借助200余次债券买卖，分得2300余万元。而类似操良玉等人，则靠受赠企业股权、或者退休后再“变现”好处的做法也层出不穷。

　　手法三：以权谋私，非法诈骗。上海市检察院发布的《上海金融检察白皮书》显示，去年上海检察机关查获以出售理财产品为名实施的非法集资案11件，案值达15亿余元。其中多有银行、保险金融机构负责人卷入诈骗储户、非法集资。

　　“不少案件反映出金融机构内部机制存在缺陷，突出表现为法律风险防控意识与能力不足，高管‘一支笔’就能拍板。”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宇说。

　　权力高度集中，内部监管和稽查方法手段乏力

　　据记者统计，十八大以来，银行、证券等金融领域落马高管有数十人。仅在银行系统，已有20名行长级高管落马。部分纪检干部、金融学者认为，权力集中一个人，是“行长落马”背后的腐败深层症结。

　　“一些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稽查方法手段单调，效果不彰。有些监察监督流于形式，暴露问题不彻底、薄弱环节找不全，使一些违规违纪现象长时间积累蔓延。”肖凯说。

　　正是由于缺乏规范，金融腐败发现难、认定难、查证难，乃至伴随“边贪边升”：比如，“落马行长”杨琨在农行省分行行长期间就开始贪腐，后一路升至总行副行长;安徽省农发行原副行长操良玉被查前，贪腐行为已持续十年之久。

　　“落马行长不仅造成贪腐，还扭曲了社会经济格局，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个别腐败分子正通过手中掌握的行政审批权和垄断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获取巨额财富，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

　　在新一轮金融市场化改革中，如何防范更多的高管沦为“硕鼠”，一些学者和纪检干部建言：一是要警惕行长“一支笔”现象，强调资金审批权责合一;二是推进金融市场化，削减贷款“灰色成本”，防止加剧行业成本、不正当竞争;三是建立金融高管的任后审计制度，还要避免信贷权力“期权”化问题。

　　中国政坛当红金融家王岐山：曾称金融高管太黑

　　从金融家到政治家，业绩突出，绰号众多，口碑甚佳，绝非背景符号那般简单，这是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的公众印象。

　　从业金融 40岁启航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王歧山曾是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智囊团成员之一。他深知何时力推变革，何时保持低调，也懂得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他向中国政府传达这样的信息：资本市场和股票是从外国人那里获得资金而又不放弃控制权的工具。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农信”)总经理，堪称其“金融”从业之旅开始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他曾是学者风范的史学家。

　　很多人都说，中农信的创建是王岐山独具眼光的一次作为。那段时间兴起的非金融机构，还有中信、光大、中创等。而从更大的背景看，当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尚起步，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刚刚开始。事实上，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的王岐山，就开始对金融产生了兴趣。

　　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朱信泉研究员曾对媒体回忆说：“王岐山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兴趣却在现实的国计民生，他在经济问题上有着独到的见解”。

　　业内认为，1988年9月在北京万寿宾馆开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

　　当时到会人士，其中就有时任中农信总经理的王岐山。其他人还包括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

　　改革历炼 步寸有方

　　之后的几年间，王岐山先后在建行和央行担任高层职务。

　　1989年-1992年，王岐山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这期间摩根士丹利总裁瓦斯渥特写了一封信给王歧山，建议摩根士丹利和建设银行组建一家双方各持股50%的合资投行。王歧山很快作出回应，邀请瓦斯渥特进行一次会面。瓦斯渥特从见面开始就挺喜欢王歧山，认为王歧山是个率直的人。

　　1993年，王歧山被擢拔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针对当时金融秩序混乱、炒风日盛以及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金融监管，全面整顿乱放款、乱拆借、乱提高利率等违规经营行为，严肃了金融纪律，扭转了金融秩序一度混乱的局面。

　　1994年，46岁的王歧山再度出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大整治时期，王歧山把极容易出乱子的建设银行系统治理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他的一项重要业绩就是，建行与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公司合资成立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真正的投资银行。

　　1995年6月25日中金z终开张大吉，不过，建立的时间比瓦斯渥特所料想的要长得多。瓦斯渥特相信摩根士丹利在这一点上胜过了所有竞争对手。而对于中方而言，不仅使金融改革迈出的一大步，而且对于支撑四大国有银行、帮助国有企业获得海外资本，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建行是中金z大的股东，作为建行的行长，王岐山按理应担当掌门人之职，并由他任命CEO。当王岐山同意由摩根士丹利任命CEO时，瓦斯渥特大为吃惊。作为回报，瓦斯渥特也同意王岐山的提议：其余关键人员的聘用须经由双方共同面试和挑选。

　　瓦斯渥特的计划是将摩根士丹利香港的中国投行业务并入中金，他同时希望摩根士丹利能从中金的业务中分一杯羹。但王岐山设想的中金应该是独立实体，应该能与任何公司结成业务伙伴，而不应是摩根士丹利的“拖油瓶”。

　　王岐山作为建行行长的年薪不过2万美金，而在那些加入中金的摩根士丹利管理人员中，即使是职位z低的，年薪也至少有王岐山的10倍，高管人员年薪超过100万美元。对此，王岐山并不太在意，因为他素来了解美国金融家的收入状况。

　　王歧山与瓦斯渥特是朋友也有争执。瓦斯渥特希望摩根士丹利在繁荣的中国经济中占据有利地形，交易和利润源源不断，中金z终成为摩根士丹利的一个子公司;而王岐山却梦想的是把中金建为全球化的中国投行，能与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一流对手竞争。

　　那是1997年3月，建设银行的董事会会议室，瓦斯渥特与王歧山两人正为中金帮助中国移动的上市而争辩。

　　“我们拥有专长，我们拥有网络;没有我们，你们将一事无成。”瓦斯渥特生硬地说，感觉到翻译未能将他的决心传达给王歧山，他颇为恼火。

　　“不要摆这种美国式的恐吓态度，你可以负责技术层面，在方向和战略层面，你得听我的!”王歧山反击道。

　　瓦斯渥特有些受挫，再次重申：“我们是专家，我们懂业务。”

　　王歧山厉声说道：“高盛也懂，我拥有市场。”

　　1997年月10月22和23日，中金在高盛的帮助下完成了中国移动分别在纽约证交所和港交所上市的巨型交易，共融资超过40亿美元。这则中国有史以来z大的交易居然落入了高盛手中，王歧山打破了瓦斯渥特战无不胜的纪录。

　　2001年瓦斯渥特从摩根士丹利退休，在他看来，与中金的合资经历虽然波折颇多，但对摩根士丹利来说，占据了近一半份额的中国企业海外IPO交易，摩根士丹利付出的所有代价都还是值得的。而对于王岐山来说，中金的建立也是职业生涯道路上一个里程碑。

　　政经能手 主管金融

　　但两年之后，王岐山又离开了他创建的金融机构。1998年，王岐山出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发生了广信、粤海事件，王岐山以金融专家身份出任这一职务，是为协助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应对金融危机。

　　在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发展的10年中，金融制度很不完备，纰漏颇多。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就指出要严肃金融纪律，体现在广信事件中，对于广信资不抵债，中央政府和广东地方政府表态不会替其偿还债务。

　　对此，身处事件处理前线的王岐山，必须耐心而巧妙地向债权人解释、斡旋。他详细地向债权人解释了窗口公司的概念，说明“窗口公司不是政府”，“以前可以(这么说)，现在不行了”。

　　他还强调，中国金融要融入世界，必须由人治走向法制，由法规制度来裁判、监督、管理市场，建立起刚性约束机制;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必须确立法制精神，建立商业诚信原则。

　　处理广信、粤海事件，使王岐山被外界评价为有理有力有节。2000年12月，王岐山回京后任国务院体改办主任;2002年11月，王岐山奔赴海南，到“天涯海角”任省委书记。

　　此前，海南省还没有真正从泡沫经济中恢复，“烂尾楼”集体暴露之后，发展方向模糊待定。王岐山到任后，仅仅5个月，就在海南各界留下了极佳口碑。显然，他的再度出山，挽救了海南这个经济持续10年低迷的中国大陆z大的经济特区。

　　2003年4月王歧山调任北京。众所周知，突如其来的“非典”使得王岐山临危受命，出任北京市代市长，后被任命为市长。抗“非典”期间，王岐山“军中无戏言”等名言及其“硬汉”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SARS之役后，王歧山任职北京有四项政绩让普通市民也能感受得到。一是重新塑造北京形象;二是建立比较完善和发达的北京公共服务系统以及与之配套的应急机制;三是保证实现《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制定的发展目标;四是为2008北京奥运做好了充足准备和优质服务。

　　高瞻远瞩 大家风范

　　在2008年上海陆家嘴论坛上，王岐山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演讲。他强调，探索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仍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决心，扎扎实实做好各项金融工作。

　　王岐山说，必须把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加快形成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大力推进金融组织制度、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快培养和引进各类金融人才。不断提高金融调控和服务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王岐山指出，金融改革开放任重而道远。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更好地服务于“三农”。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深化保险业改革。不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等改革。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使开放的节奏和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和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

　　王岐山强调，金融安全直接关乎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必须把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继续加强金融监管，寓监管于服务之中，在有效监管、防范风险前提下促进金融创新。强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加快构建金融安全网。加强全社会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

　　2009年5月12日，王歧山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八十周年的晚宴上幽默风靡全场。他当着数百位银行家的面直言：“金融危机的起因就是金融人士因为贪婪忘了基本戒律。”让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王歧山的金融作风可见一斑，他分管金融工作后的主要推行了三项改革措施：一是将印花税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一。二是在A股1600的时救市，印花税改单边，宣称先救活再说。三是实行汇金增持三大行，社保介入，央企回购。

　　2011年3月8日，王岐山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目前我国银行的布局不均衡，要警惕同质化。王岐山指出，有些地方银行总想跨区域扩展。王岐山说，从城镇化角度讲是好事，但银行跨度增加成本也会增，新建银行就要盖楼、招人，“银行表现得很有钱，但银行的钱是跟老百姓借的，用了老百姓的钱是要还的。”

　　2012年12月19日，王歧山出席在华盛顿由美国商贸团体举办的晚宴时发表了近20分钟的脱稿演说，王岐山以东方人特有的气质与魅力向西方传递了明确的讯息。他的讲话虽然内容涉及经贸，涉及国家的利益的大事，但讲话却极为生活化，人性化。讲到承诺这一话题时，他从父母对孩子的承诺引发，讲到一个国家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这种承诺是所有国人的期盼，是承诺者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z后王副总理还非常幽默地说到：习近平总书记z近有一个新的规定，讲话不念稿子，但这种场合不念稿子还是挺危险的，有被人“捧杀”的可能，引来全场笑声。

　　痛斥腐败 清道前行

　　2012年11月15日中午，在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率新当选的十八大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与记者见面，王岐山位列第六出场，表情十分沉静淡定。从陕西延安一名普通下乡知青成长为泱泱大国z高核心决策者之一，40多年政经风雨历程，64岁的王岐山个性依然。

　　王岐山说，他老想修改刑法，因为现在工作中就面对着问题。比如，民间金融和所谓的非法高利贷，就得研究、界定。“金融问题，z怕的是小微企业的弱势，民生的z大根本是就业，小微企业承担着解决就业的z大民生。”王岐山曾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出过质疑：“农民养猪那点儿利润，哪儿养得了你们开汽车、住大楼的银行人员?”

　　王歧山说：“金融危机起因是贪婪”!他在z近的金融机构高层会议上发怒指出：“金融机构，特别是上层，不是全部也差不多九成已是千万富翁，借1亿元收2000万(人民币)私人回佣，每月薪金5000元，奖金4、5万，这是哪家订立的，够黑、太黑。”

　　2012年12月20日中纪委召开官员财产公开尤其是房产公开座谈会，王歧山请了8位熟识专家座谈，给每位10分钟的发言时间。第一位发言的专家开头提到“尊敬的王书记”，话没说完，就被王岐山打断，他请在场专家少说客套话，言简意赅。

　　在座谈会上，王岐山在座谈会上称，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他强调转变作风要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要和专家学者做朋友。以前做金融工作时他就经常和经济学家有互动。

　　“历史学者”、“金融专家”、“救火队长”、“解困高手”、“言信市长”…… 公众赋予他的绰号颇多，而如今已是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又多了个“改革清道夫”的番号。

　　与王岐山有过接触的投资人士也告诉记者：“王岐山作为一名成熟的中共党政要员，在金融领域已默默历练了二十多个春秋，他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政坛当红金融家。”

　　201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定调“稳中求进”，人们有理由相信更专业的管理层会让中国经济更加繁荣，中国金融市场也必将走得更稳更远，而国家和人民又赋予了王岐山“改革清道夫”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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